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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服务他并不急于自行调查纠正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莅临苏联进行访问，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了苏联党政高层领导布尔加宁（位于右一）、莫洛托夫（位于右二）等人的热情款待。

自新中国诞生之际，1949年岁末，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踏上了访苏之旅。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署仪式圆满落幕，斯大林随即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晚宴，中苏双方的官员们纷纷举杯互致祝贺。斯大林面带关切，询问毛泽东：“在你返回祖国之后，若对苏联有任何需求，请尽管直言不讳。”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苏联的同志们亦具有重要的启发与指导价值。”

斯大林曾对毛泽东持有不以为然的看法，曾戏谑地将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称为“黄油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这一观点，实则透露出他已认可毛泽东在中国作为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地位，此举可视为一种高明而含蓄的自我纠正。

毛泽东领悟到了斯大林话语中的深意，进而提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方面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始终是我们实践行动的指南。因此，整理我的著作时，理应以此为依据。鉴于我们自行总结可能存在不足，我恳请斯大林派遣一位理论素养深厚的苏联同志，协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请求表示欣然接受，未经深思熟虑便提议：“我们可以指派尤金院士负责这项任务，他或许你们还不太了解，但他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是苏联科学院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觉得这人选是否适宜？”

毛泽东初次听闻尤金其名，便立刻表示出热烈的欢迎，他微笑着对斯大林说道：“这样的人最为理想。”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莅临斯大林七十华诞的庆祝活动。

毛泽东重返京城未久，尤金便迅速抵达我国。

尤金先生不谙中文，因此，首先需借助中方毛泽东同志的俄文翻译师哲同志以及苏方中文翻译费德林同志的协作，将毛泽东主席的文章译成俄语。译稿经其审阅后，方可编纂成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尤金在苏联已然成为了理论界的权威人物。然而，他对中国的认知却显得相当匮乏，自认为自身的理论智慧远胜于那位出身山野的毛泽东。因此，甫一抵达中国，他便摆出了指导者的姿态，对师哲与费德林翻译的俄文资料指指点点，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有误。

诸如文风过于质朴，难以跻身高雅之列，诸如“一屁股坐到炕上”、“冗长的裹脚布，既臭又长”等表述，显得多么粗俗！尤金挥毫泼墨，对毛泽东此类语句进行了大胆的修订或删减。

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及了“生生死死”的表述，尤金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师哲说：“这样的说法实在不合逻辑，何不稍作修改？在俄语中，我们理应展现出更为高雅的表达，以符合革命者的文化素养。那些诸如‘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词汇，一概应予以剔除！”

师哲，曾担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并荣任中央编译局的首任局长。

师哲不得不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他怎么改的？”毛泽东问。

“这简直就像是将中国的文言文进行了彻底的口语化处理，原本充满韵味的意境，在他笔下变得如同白开水一般平淡无奇。而且，他几乎将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自己那套僵化的俄文表达方式进行了重塑，几乎是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刻板重述！”

毛泽东并未明确表态。事实上，毛泽东自有策略，他并不急于自行调查纠正，而是静待尤金主动上门。果如预期，尤金真的来找毛泽东，想要探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层含义。由于俄语中无直接对应表达，直接翻译可能会引起苏联人的疑惑：“为何恰好是一百家，不多也不少？”

毛泽东语气坚定地宣称：“哪怕是百家之中，多一户亦不可，少一户亦不行。”

尤金察觉到了毛泽东的不悦，意识到毛泽东的文字不容随意篡改，他肩负着忠实传达原文的使命。于是，尤金开始尊重中方翻译师哲的观点，以忠于原文的直译而非个人俄文意译来“规范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并由此真正开始深入理解毛泽东的思想。

尤金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的战火燃起。不久，美国军队介入冲突，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我国的安全。8月19日与28日，毛泽东主席两次邀请尤金进行深入交谈，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若美军持续向朝鲜增兵，仅凭北朝鲜人民军的力量，恐难与之抗衡。他们亟需我国的直接支援，唯有如此，方能击败美军，延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这场对话中，毛泽东虽未直接点明中国出兵之事，但其言外之意却清晰可见。这实际上是他通过尤金向斯大林传达的一条信息，反映了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所持的基本立场。

随着朝鲜战争的落幕，中共内部的矛盾逐渐显现。1954年元旦之际，周恩来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尤金，并倾听了他转述的苏联政府就朝鲜问题所提出的数点看法。紧接着的1月3日，尤金抵达杭州，拜访了当时正在那里工作与休养的毛泽东。师哲在回忆中提及，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对尤金透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共内部将发生重大变故，其本质是“有人意图推翻我”。他还表示：“我们党内，或许整个国家，都将面临动荡。”这一言论令尤金深感意外。

原本，尤金的此次造访，其核心目的是向毛泽东传达苏共内部的一项重大变动，即斯大林逝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将贝利亚罢黜的详情。在会面期间，尤金向毛泽东宣读了苏共中央于1953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处决贝利亚的声明。随后，师哲将尤金所言准确翻译，让毛泽东得以听闻。

彼时，毛泽东聆听得格外专注，并就判决书中提及贝利亚在內战时期、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斯大林逝世后所涉阴谋活动的细节，向尤金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提问。同时，毛泽东亦就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及“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勾结与联络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询问。尤金对此逐一作出了回应。

令尤金深感意外的，乃是毛泽东随后的神态与言谈。

聆听完尤金的发言后，毛泽东不禁发出一声朗笑，随后他言道：

这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在我们这里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据北平解放后披露的档案资料揭示，张国焘，一位曾背离我们的变节者，早在1920年便被反动势力的秘密警察机构所雇佣。

王明1930年在上海就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中共人士了，但他却能够走出监狱，毫发无损，而那些不太出名的中共人士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揭示贝利亚的真相，不仅对苏联，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深远影响。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在揭露和审判贝利亚事件上的立场与举措，表示由衷的敬意。

毛泽东继而指出：“近期，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虽不普遍，却已对中央委员会成员产生了影响，故而不可轻视。”尤金听后，显得有些困惑，无法领会其意，只是张口结舌，显露出不解的神情。

于是，毛泽东继续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事例，某些人试图挑动一些政治局成员反对其他人；还有人企图将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说成是一贯如此，来诋毁这些同志。我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也要及时处理，决不姑息养奸”。

毛泽东再次强调：“务必铭记贝利亚事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已充分证实，党自上而下的团结与凝聚力，是圆满完成革命任务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团结事宜，中央委员会正在草拟一份专门文件，该文件将不予对外公开，预计在两周至三周内完成。待文件定稿后，将有人通知你。”

会晤落幕之际，毛泽东特别叮嘱师哲：“务必将尤金大使今日之行记为文字，呈递给刘少奇同志及政治局诸位同仁审阅，并请刘少奇同志深思，针对我们身边的‘贝利亚’应如何处置？”

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时的尤金当然还不明白，这是毛泽东通过他向苏共透露，中共要解决高岗的问题了。

高岗

1954年3月31日，尤金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3月26日与毛泽东的另一次会晤中交谈的具体内容。

根据中央指示，就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如何协调苏共中央与中共、朝鲜人民共和国和民主越南领导人的事宜，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同时将苏斯洛夫同志的信的内容告知了他。有关这两个会谈内容另有备忘录。

在上述两个议题得到深入探讨之后，我打算告辞。然而，毛坚持让我留下，并诚挚地邀请我进行一段简短的交谈，正如我们以往所习惯的那样，以同志间的亲切身份，就如同我上次访问中国时所经历的那般。

他表示，在杭州逗留期间，他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心情颇佳。在这35天的休假里，他于山间漫步甚多。“在我外出期间，”毛泽东说道，“外界传言四起，有言称我病情严重，更有甚者，竟说我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或是心脏病。更有传言称我已离世，高岗将接替我的位置。然而，你看，我依旧健康，短期内绝无离世之虞。”

循着先前提及的高岗观点，毛泽东说道：“长久以来，我有一种感觉，党内外似乎弥漫着一些异常现象。这犹如地震般，时有震动，却难以寻觅震源所在。直至去年六七月间，当中共中央召开经济与财政会议之际，这种异常现象愈发显著。自1953年七月至十二月，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党内部似乎存在着两个中心，一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则是隐秘于地下的。党内对于这些震动的感知尤为敏锐。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后，诸多事情得以明朗。如今，我们已洞悉了这一切的起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不会再次发生类似地震。”

在谈及“高岗事件”的诸多细节时，毛泽东向我透露，中央全会闭幕后，两个委员会投入了两周时间，对众多问题进行了梳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高岗与饶漱石都曾有过被捕的经历。他们过往经历中的一些片段尚存疑云，但如今已有部分得以厘清。在个人品德方面，高岗道德沦丧，身边的女人众多，现已查明，其中不乏敌对势力之人。目前，中共中央正通过多种渠道努力查明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有过勾结。许多有关高岗活动的宝贵资料，均由其秘书提供。提及高岗前往莫斯科处理贝利亚事件，毛泽东继续讲述道，高岗回国后异常活跃。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高岗）自莫斯科归来后，对苏共中央决策中的两大关键点未曾透露于众：其一，关于个人崇拜所引发的破坏性影响；其二，强调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尤其是自莫斯科返国后，高岗并未径直返回家中，而是直接前往北京饭店，那里正是省里前来出差的我党工作者下榻之地。他随即开始对他们展开工作。高岗与饶漱石所组成的反党集团，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宣称对毛泽东和林彪的支持，实则先是针对刘少奇发起攻击，继而又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然而，显而易见，”毛指出，“这并非个人之事，而是关乎党的利益与党的团结。”

我说，这是分裂分子的惯用手法，他们没有力量来公开反对毛泽东。

毛回应道，有人打着他的旗号，误导了众多同志，分裂分子借此欺骗。正因如此，他必须迅速且明确地阐述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否则，“分裂主义的毒瘤”将可能在党内肆虐扩散。

在“高岗事件”被揭露后，众多党员对党中央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认同，但也有部分人行动滞后。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戏谑道：“我曾提议让高岗进入政治局，并任命他为中央政府副主席。现在大家面对高岗事件的相关措施时，纷纷质问，为何中央委员会会忽略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显然是，我当时眼花了。有人又问，眼花了如何处理政务？我回应说，我的视力又恢复了。”谈及此事，毛泽东表示自己在去年年底时身体状况不佳。

苏联法官对贝利亚的审判，为中共中央揭示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恰当途径。当时，毛泽东对高岗是否涉嫌反党活动尚存疑虑，尚未形成确凿判断，因此他对与高岗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我提及，在杭州的会晤中，当话题涉及让政治局成员充分掌握贝利亚审判的相关信息时，毛泽东并未提及高岗。他解释道，当时中央委员会尚未掌握所有情况。最初，他们并未认为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但最终决定，召开全会是必要的。如今，毛泽东感到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这一切均促使形势趋向更加健康。随着越来越多关于高岗的资料被公开，诸多细节得以厘清。最终，决定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作出最终决定。

我援引了列宁的论述，即一个政党若能剔除自身的敌人，便会愈发强大。对此，我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中共正致力于强化自身的力量。毛泽东则指出，即便如此，也难以杜绝未来可能出现的“分裂分子”。针对我对“有阶级即有阶级斗争”，甚至党内也存在阶级斗争的质疑，毛泽东回应道：即便表面上党内看似和谐无争，实则并不意味着党内真的风平浪静。

谈及高岗与科瓦廖夫的友谊，毛泽东同志便向我询问是否曾读过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信件。我坦承未曾一睹其内容，不过斯大林同志已向我透露了信中的详情。毛泽东表示，他本人尚存此信，愿意让我过目。信中，高岗提出了诸多建议，其基调明确指出，在中央委员会中，除他之外，再无其他同志堪当重任。高岗亦指出，中央委员会中有人亲美，有人反苏，他们误导了科瓦廖夫。显然，他对这一局面早已有所图谋。

我询问科瓦廖夫是否还在岗位，我的回答是：不得而知，仅听闻他是一位深陷政治漩涡的铁路从业者。在中国，他并非显赫人物。在师哲的会谈中，师哲提及，他（科瓦廖夫）现已被认为担任煤炭部副部长一职。

1955年5月25日，尤金再次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

“这些举措原则性鲜明，完全正确。”

在深入的交谈过程中，毛泽东便开始谈及国内局势，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共党内的情况。

“如今已真相大白，胡风乃是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成员，该组织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特务机关的全力支持。”

毛泽东向尤金提及胡风，并述及他于1925年曾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然而其后其立场有所转变。胡风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却均迅速获释。有迹象表明，胡风可能曾受雇于国民党或日本特务机构。至于胡风所倡导的所谓“战斗现实主义精神”，实则是对共产党的攻击，他“以笔杆子为武器”。当前的反对胡风运动以及我们深入细致的调查已经证实，在我们众多关键领导岗位中，仍存在“反革命分子”，包括胡风分子，如女作家丁玲等人。

尤金专注地聆听师哲逐字逐句翻译毛泽东的言辞。此刻，毛泽东的面容散发出坚定而有力的光彩，语调虽不响亮，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威严。他缓缓说道：

人们拥有选择的道路，要么紧跟党的步伐，要么沉溺于堕落。目前，我国拥有700万名中共党员。在最近一次的党证换发工作中，我们果断地将35万名，即占总数二十分之一的不合格党员予以淘汰，剥夺了他们的党员身份。这些党员中，有的犯有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有的道德沦丧、贪污腐败、道德败坏，有的滥用职权、乱搞两性关系，有的则是投机取巧、动机不纯。

总的来说，胡风事件使得逆境转化为机遇，揭示了某些人企图混入我党队伍以谋取私利的真相。

对此，我们绝不容忍，必须将他们坚决从党内剔除。时机尚未晚，我们采取的清除行动尚显不足，党内有如此众多的胡风分子存在，这充分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若不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斗争，岂能容忍？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日趋严峻。我们必须以胡风及其追随者为例，作为反面教材，对党员干部和知识阶层进行警示教育，确保他们时刻保持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

毛走到窗边，回头说：

我们队伍中那些背叛党的分子，实则扮演着两面角色，面对我时，他们表现得如同天使，而在我背后，却变成了恶魔。高岗与饶漱石在参与反党行动时，分别运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高岗是个毫无道德、醉心于权力的人，在他的小帮派圈子里他散布说，毛泽东身边聚集了两个不可信任的集团：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等等人；另一个是以周恩来为首，包括了政务院和解放军中很多人。

高岗声称要抵制那两个团伙以维护毛泽东的利益，这话谁能信？高岗堪称无赖，生活放荡不羁。短短一周，他竟然参加8次舞会，无论何时心情所至，便召集女性跳舞。甚至有苏联女子陪他通宵跳舞，而舞池后室还设有了卧床。这种行为实在有失体面，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高岗在生活中品行不端，政治立场亦颇为傲慢，其历史记录始终蒙尘。他曾与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严重污点的张明远保持过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一关系，高岗辩称，他不过是借助张明远与苏联奉天总领事建立联系而已。

岂有此理！张明远于1926年遭受中共的除名，然而高岗却巧妙地将他重新纳入党的行列，并派遣他前往东北党校深造。东北解放之际，高岗便将他安排至沈阳，使他得以加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

毛泽东曾言，在捷沃西安同志访问我国之际，我们原本指派李富春同志负责陪同。然而，高岗同志想方设法，成功挤入了陪同捷沃西安同志前往东北的行列。恰逢李富春同志不幸感冒，这才使得高岗同志得以把握住此次机遇。

尤金闻言，心中不由一惊。众所周知，“东北王”高岗是倾向于苏联最为密切的人选，他不仅主张与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一边倒”立场保持一致，更是意图将东三省纳入苏联的领土版图。尤金向毛泽东陈述道，自己也曾与捷沃西安同志一同前往东北，途中与高岗有过两次交谈，话题主要集中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上。然而，高岗在对话中并未展现出过分亲近我们的迹象。

毛泽东未理睬尤金，直言：

高岗与捷沃西安同志携手走访东北，意图深入接触即将访华的苏联高层，意图优先获取苏联党内动态。他渴望与苏联建立紧密联系，并寻求苏联对其个人信任度超越中共，试图以此作为对中共的筹码。然而，这种行为未免过于天真。苏联党难道会将个人利益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集体主义之上吗？

饶漱石（右一）

毛泽东接着说：

饶漱石表面上对党展现出了无比的忠诚，然而暗地里却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机构从事着秘密行动。他堪称中国的贝利亚。他委派叛徒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与美、日及国民党特务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将我党的情报悉数泄露给了他们。他与胡风同出一辙，成为了我党的内鬼。

毛泽东扳指算着。

饶漱石、杨帆，再加上潘汉年，这三位被誉为“臭皮匠”的人物，曾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潘汉年曾向蒋介石集团泄露了我们所有关键情报。在1950年的一二月份，他传递了苏联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的情报。这一行为直接引发了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在蒋介石集团被驱逐出大陆之后，他因搜集我们情报的“卓越贡献”而备受赏识，蒋介石先后四次对他进行授勋，而这些授勋文件及有关证据，均已落入我方情报部门的掌握。潘汉年的罪行，实属咎由自取！

尤金聆听着，心中困惑，不解潘汉年此举的缘由，却又难以启齿询问。